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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的名義:教育要從零歲開始
—全國首部學前教育法規問世的臺前幕后
新華社記者 鹿永建 實習生 劉錚
對于許多北京人來說,申奧成功帶來人生莫大的機遇,他們為此摩拳擦掌。但是,對于剛剛或在正走入人世的北京嬰幼兒來說,一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地方法規可能會改變他們的一生。
2001年9月1日,全國大中小學、幼兒園開學的日子,《北京市學前教育條例》將正式生效。這是全國第一部關于學前教育的法規,北京人開始受教育的法定年齡從過去的3歲一下子上推到呱呱墜地之時的0歲。究其深遠意義,有人稱之為北京教育領域一場靜悄悄的革命。
一百多年前,一位年輕的母親帶著兩歲半的孩子來到達爾文的家中。這位偉大的生物學家在幼兒教育方面也頗有研究,是世界上最早給孩子寫成長日記的人。年輕的媽媽問道:“尊敬的先生,我現在給孩子開始進行教育,是不是太早了一點?”達爾文答:“不,女士,您已經遲了,整整遲了兩年半。”
20世紀具有世界影響的意大利女教育家蒙臺梭利博士斷言:“人生頭三年勝過以后發展的各個階段。”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1997年制定的美國教育十點計劃的第四條提出:“從孩子有生命的第一天起,學習就開始了。”
身高有點像個天生的幼兒園園長、參與研究制定《北京市學前教育條例》的學前教育專家程淮教授說,時至今日,世界上有獨立完備的幼兒教育立法的國家和地區還很少,今天的北京人可以自豪地宣稱:在從0歲抓教育這場看不見的奧林匹克比賽中,我們與發達國家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布魯姆在總結追蹤1523名嬰幼兒長達20年得出國際公認的結論:如果以17歲智力成熟作為100%的話,50%的智力是在4歲以前獲得的。然而,當今中國大多數嬰兒在父母的懷抱中喪失了生命最初幾年開發潛能的黃金年華,這不僅對孩子本人、家庭,乃至國家和民族,都是對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21世紀,人才競爭的前沿領域,不在大學,也不在中小學,甚至不在幼兒園,而是在3歲前,在嬰兒的搖籃之中。這是程淮常說的一句話。
1994年最后一個晚上,北京市婦聯與程淮所在的兒童教育開發中心共同推出“人生第一年——北京六嬰成長跟蹤指導行動”,即在京隨機抽取6個剛剛出生的“元旦兒”,由專家指導撫育過程,進行潛能開發追蹤。他們在北京婦產醫院等待孩子的降生,“我們希望,在零點鐘聲敲響的時候,一個嬰兒呱呱墜地了,我們的跟蹤指導行動就開始了”。可是,快到夜里12點的時候,候產的媽媽們還沒有一個叫肚子疼的。
就在此時,一輛出租車開進了醫院的大門,有人叫著“再不快點就生在車上了”。結果,那位在京擺攤賣服裝的浙江產婦順利生下的男孩,第一個幸運地成為學前教育專家給予跟蹤指導的嬰兒。孩子的父親得知此事高興極了,當即給孩子起名“馮時”(意為生得“逢時” )。?
這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浙江夫婦,嚴格按照程淮的指導培養孩子,到了1歲的時候,按照全國標準化測試工具的測試,孩子的智能發育商是142,而普通孩子的智商為90到109。包括馮時在內,“六嬰”一歲時平均智商達到了130。六嬰跟蹤項目,于1996年榮獲由國家計生委等五個部門聯合頒布的國家級一等獎。
今年8月12日早晨,正在加班的程淮接到南京一個7個月嬰兒的母親葛文的電話,說南京的幼兒園多得很,但就是沒有進行0至3歲教育的。葛文一方面為自己孩子的成長咨詢,另一方面想引進這種教育到南京。兩人約好次日面談。?
從作為北京六嬰跟蹤的主要專家,至廣州市政府的“百嬰潛能開發項目”專家指導小組組長,到中國教育電視臺《萬嬰跟蹤》電視欄目的主要創辦者之一,再到現在的全國百萬嬰幼兒潛能開發跟蹤指導——“2049計劃”的主要倡導者,六年過去了,中國的0-3歲教育有了相當的發展,這其間也融入了一批專家學者的積極努力,但在中國第一個由學者創辦的南京鼓樓幼稚園--陳鶴琴的家鄉居然幾乎還是空白,程淮感嘆到,看來事業的發展,僅僅靠學者辦幾個示范幼兒園或實驗基地是不夠的,重要的是營造法制環境,成為政府意志,發動社會力量。
把學前教育寫入法規,是世界教育科學、心理學發展和教育法規的發展使然。北京市教委學前教育處吳曉燕處長說,0到6歲是兒童腦發育最快的時間段,對人的一生發展至關重要,其中3歲前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孩子上小學乃至中學時出現的偏差都可以追溯到學前。
文革中顯赫一時的姚文元斷言,心理學是偽科學。從這一句話足以想見心理學當年在中國的遭遇,但是西方的學者卻一天也沒有耽誤。心理學在近現代的西方世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學問,出現了弗洛尹德這樣的廣為人知的大學者。但是,只有到了今天,嬰兒心理學才成了顯學。在眼下的國際心理學會議上,嬰兒心理學的分會場總是最熱鬧的。
0-3歲的嬰兒心理學在中國的起步不算早,吃苦耐勞的中國學者也不甘于落后。1989年,曾作過四年兒科醫生,又在醫學院任教的程淮,就參加了國家教委博士基金課題,為0-17歲的兒童進行心理智能發展的評價研究,曾主持過為3萬余名兒童建立心理發展檔案的工作。從1992年起,無論是師從北京師范大學兒童心理研究所所長林崇德教授攻讀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還是在中國創建第一個0-3歲兒童潛能開發專家服務網的日子里,程淮及其同事提著一個份量不輕的木制測評箱,擠公共汽車,冒著烈日和嚴寒,上門到數千個孩子的家里做各種發展指標的測評與跟蹤指導,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開始了他對嬰幼兒潛能開發研究的“原始積累”過程……。
研究嬰兒的心理發展與潛能開發,需要醫學和心理教育學的知識背景。但中國的兒童心理學者沒有醫學背景,而兒科醫生無教育學和心理學背景。所以,既有心理學、教育學研究背景,又有醫學經歷的程淮等人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嬰兒潛能開發的開創者之一。
邊實踐邊研究成為程淮這批學前教育學者活力非凡的一個注腳。他主編的《生命頭三年》、《同步成長全書》、《嬰幼兒潛能開發系列談》在許多家長,特別是崇尚知識、講究科學育兒的白領階層中不脛而走。同時,他離開校園,自己辦起了幸福泉幼兒園,招收6個月至6歲的嬰幼兒,率先實現了0-6歲托幼一體化,并于2000年11月正式通過ISO9002國際標準質量體系認證,成為國內首家獲得英國皇家認可委員會(UKAS)頒發的國際質量認證證書的幼教機構。這為該園與國際接軌,實現其“0-6歲一體化嬰幼兒潛能開發、個性化素質教育與保育”的辦園方針和目標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與此同時,由著名兒科專家、北京協和醫院兒科前主任籍孝誠教授和程淮教授領導的北京幸福泉兒童發展研究中心,與中國家庭教育學會、國家計生委生殖保健協會、衛生部中國婦嬰保健中心等機構聯合倡導的“2049計劃”——為共和國的百歲華誕(2049年)培育百萬英才的全國嬰幼兒潛能開發跟蹤指導計劃,已在北京、太原、深圳、長春、 南昌、齊齊哈爾、石家莊等十余個城市設立了“0-3歲寶寶潛能開發俱樂部”,以會員制的形式,為0-3歲的嬰幼兒和家庭提供科學的、規范化的早期潛能開發與親子教育服務。2049計劃特別行動--世紀嬰兒張一明義務跟蹤指導的成果已傳為佳話。作為2049計劃的專用跟蹤指導工具《0-6歲兒童體格-智能發育綜合監測圖》,已獲國家zhuanli,其配套的計算機軟件作為國家教育部科學教育重點課題的創新成果,已通過鑒定,日前已正式啟用。中心目前還承擔教育部“0-6歲一體化的嬰幼兒潛能開發”重點課題的研究,僅北京市就有若干所一級一類或一級二類幼兒園參加課題實驗班,并開辦了0-3歲社區寶寶潛能開發俱樂部,課題負責人程淮稱,該項研究將通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創建一門居世界領先地位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兒童潛能開發學。
北京這個千萬人大都市,每年出生的人數在6至8萬人,到2000年底共有學齡前兒童近37萬人。大多數家長在把孩子送進幼兒園之前處在一種無助的狀態:既不甘于按老一套辦法育兒,也不知道新的方法。一些條件好一些的幼兒園因報名者甚多,拒絕3歲以下兒童入園。
在家長所不知的地方,專家、學者和官員卻為是否要把3歲前教育寫入法規,掀起一場鮮為人知的激烈爭論。
1995年5月19日,北京市政府領導提出,學前教育要立法,當時面對的情況頗有幾分危機:計劃經濟體制下作為后勤、福利辦的企業事業單位所屬幼兒園,紛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削減經費,關門閉戶,致使北京的幼兒園數量由5年前的3300所變成2047年所,少了整整三分之一。所以此議一出,北京市西城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趙正中等人大代表紛紛響應。1997年,北京市教委開始進行調研,在此項法規最終提交市政府、市人大審議時,無一人反對。
在這個背景下,市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林浦生主任率隊來幸福泉幼兒園進行立法調研,傾聽民辦教育機構對立法的意見,考察他們對0-3歲兒童進行學前教育的經驗。
2001年3月14日,北京市教委學前教育處簡而賢副處長打電話找到程淮,請他幫助再邀請4位專家,到市人大開會,因為人大立法要對0-3歲教育問題征求專家意見。此后,市人大常委會陶西平副主任又約請了程淮等三位專家征求意見,并率團到幸福泉幼兒園及其開辦的社區0-3歲寶寶俱樂部進行視察。
當時有關0-3歲兒童教育的意見有三種。一種認為學前教育應指3-6歲兒童的教育,0-3歲為先學前教育,主要是衛生部門的事情,教育部門管不了。這一觀點有現行師范教育體制的強有力支撐:目前師范教育中的學前教育,教的就是3-6歲的幼兒教育。
另一種意見,0-3歲應當納入此次立法,但是沒有必要把它專門提出來,只要提0-6歲教育就行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既要把0-3歲專門列一條,又要強調0-6歲的學前教育是一個整體。持第三種意見的程淮認為,0-3歲教育主要應在家庭社區中進行,但是沒有專家的跟蹤指導和專業服務也是不行的。他對記者講起一個令人感奮的人生故事。
2000年10月15日,程淮赴上海參加教育部的一個科研課題會議,做完報告走下主席臺時,一個60多歲的男子迎上來,握住他的手激動地說:“我一直在找您,您的理論在我的女兒身上開花結果了”。
這位老人叫任江,是江蘇省沿海水利科學研究所的退休技術人員。由于種種原因,歲月蹉跎到了60歲,他才與30多歲的湖南打工妹結婚生下一女孩。任江立志要把她培養成材,卻不知如何開始。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了對程淮主持的六嬰追蹤的報道,“如逢及時雨”,他就著手按照這一套方法教育自己的孩子。時至今日,6歲的女孩任楷,已經上了四年級,成為一個品學兼優的小學生。66歲的任江感到極大的慰藉,并常與程淮通信。
塵埃落定之日,《條例》規定:“本市提倡和支持開展3周歲以下嬰幼兒的早期教育。”針對有些幼兒園幼兒教育成人化、小學化的弊病,《條例》一針見血地規定,“學前教育應當遵循學齡前兒童的年齡特點和身心發展規律,實行保育與教育相結合,以游戲為基本活動形式,寓教育于生活及各項活動之中。”
曾經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陶西平表示,接受學前教育的法定年齡從3歲向下延伸到0歲,標志著社會教育理念的重大突破。把這個時期的教育僅僅理解為智力開發是個極大的誤區。科學研究表明,這一時期還是孩子性格與體格發展的重要時期。
這些年,一個個居民小區拔地而起,小區配套建設的學前教育設施已經成為北京市學前教育的最主要的資源,但普通存在著學前教育設施被占用、挪用的現象。如何通過立法解決這一個問題,成為眾多部門和專家關注的焦點之一。
北京市教委學前教育處在調查中發現,一些明明寫入小區建設規劃的幼兒園根本沒有從紙上走到現實中來。對1986年至1995年十年間建設的73個居民小區的調查結果是,規劃建園所179處,實際只建了151處,有28處不翼而飛了。另外,已建幼兒園有的設計不合理;有的施工質量差,還沒有交付使用就已經漏雨;還有的不及時交付使用,多年閑置、被出租或改作他用的高達20%--僅此一項就意味著有20%嬰幼兒的受教育權利被侵害了。經過激烈的爭論,法律給出明確又實事求是的規定。
“為居住區配套建設的學前教育設施必須用于發展學前教育事業”,《條例》第二十條明確規定,“配套的學前教育設施竣工驗收后,應當在3個月內交付區、縣教育行政部門管理”,“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擅自將學前教育設施挪作他用”。
吳曉燕處長強調,這是一條強制性規定,既是對開發商的規范,也是對教育主管部門的規范。任何一方沒有履行義務,侵犯了小區居民的合法權益時,業主可以以此作為法律依據控告侵權者。她嚴肅指出,現在不僅開發商的所作所為與這項新出臺的法規普遍相左,教育部門也有個別不良現象,有些街道辦事處也占用幼兒園作辦公樓甚至出租牟利。
北京有118所民辦幼兒園,其中城區有28所,居民抱怨民辦園收費高,而民辦園則抱怨學前教育設施收費太多。《條例》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向使用配套設施的學前教育機構收取國家和本市規定以外的費用。”程淮說,這對使用配套學前教育設施的民辦幼兒園來說的確是一個福音。
針對目前嬰幼兒用品市場存在的無序局面,《條例》第二十四條還規定:面向學齡前兒童的廣播電視節目、音像制品、教具和玩具“其內容或者產品質量不得危害學齡前兒童的身心健康”。 吳曉燕處長說,目前市場上存在著一些違背兒童身心發展規律的產品,家長收集了足夠的證據之后,可以根據這一條款提起訴訟。
《北京市學前教育條例》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學前教育的領導,將學前教育納入本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這雖不像九年義務制教育那樣是強制性的政府任務,但是也把學前教育從過去專家的提倡和嘗試變成政府的行為。
正當記者準備發稿時,北京市召開了基礎教育工作會議,劉淇市長等市領導和各區縣正職領導等出席了會議。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第一次以市政府的名義召開的基礎教育工作會議。劉淇市長在報告中指出,學前教育要認真貫徹《北京市學前教育條例》,大力發展學前教育,注重0-3歲兒童早期教育,逐步實現托幼一體化,完善依托社區的學前教育網絡。為兒童一生的發展打下扎實的基礎。我們期待著在《條例》的規范與指引下,北京的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明天會更好。(新華社專稿)